

在日前召开的上海市两会上,市长杨雄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到今年上海的经济增长目标时,没有像以往那样提出一个具体的GDP增长目标。与此同时,国内其他省份近期密集召开的两会上,其政府工作报告也大都调低了GDP增长目标。
最近一二十年来,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GDP增长率都被作为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推动GDP增长也因此成为政府的中心工作。这种制度化的安排曾经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也暴露了不少问题。政府为了保证增长目标的实现,过多地运用权力干预经济,导致经济运行的机制偏向于服从政府意志而抑制了市场内生机制。比如,目前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实际上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为了拉升GDP而产生的,而这个问题之所以迟迟难以化解,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市场化机制受到抑制后,产能扩张还没有通过市场机制与市场需求匹配起来。
事实上,在保持GDP多年的高增长以后,我国的GDP总量已经实现了很大的规模。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全国GDP数据表明,到2014年底,我国的GDP规模已经达到63万亿元人民币,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超过10万亿美元的国家。在这样庞大的基础上继续要求GDP增长能够保持以往的高纪录,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很容易导致政府强化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不利于正在推进的政府职能改革,也不利于发挥市场的内生性机制。因此,不仅中央政府的GDP增长指标必须适当下调,地方上的GDP增长指标同样应该适当下调。而上海则干脆取消了GDP增长目标,这预示着上海对于经济转轨有更大的决心。
但是,对于上海来说,取消GDP增长指标,政府肩上的压力并不能因此减轻,而是应该有所提高。我国多年来的GDP积累过度注重数量增长,相应地忽视了质量内涵的提高,经济结构不够均衡,这也给目前的经济转型增加了不少阻力,在这方面,上海同样存在着缺陷。因此,取消GDP增长目标,有利于克服政府为了这个目标而产生的压力以及在这种压力下所产生的对经济运行的不适当干预,但在这同时,必须在提升经济质量方面下更大的功夫,这也是上海面临的一个现实考验。
最近两年,中央政府大力推进了行政职能改革,数百项行政审批权被取消和下放,上海也相应地简化、撤并了不少行政审批事项。这一改革的目的是希望减少政府对经济运行的事前审批,以此来释放原来受到遏制的市场活力,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到决定作用,而政府则主要负责对市场运行的事中事后监管。在杨雄市长的报告中,多次提到要推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和强化“事后监管”,这表明未来上海的经济运行模式,将更多地注重发挥市场人在因素的作用。因此,取消GDP增长目标,有利于上海经济质量的提升。
长期以来对GDP高增长的刻意追求,使政府熟悉于以这一指标来推进经济上升的模式,而对经济转型之后的市场管理还比较陌生。因此,现在更有必要的是,政府需要尽快适应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对政府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积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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