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试验区如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如何对照最高标准、查找短板弱项，继续“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力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上海已在思考和谋划。

　　两会会场，自贸区建设再次成为热点议题。

　　过去三年，上海自贸试验区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在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投资贸易制度体系、深化金融开放创新、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面，自贸区取得了重要成果，总体上达到了三年预期目标。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对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作出了重要指示和批示，充分肯定了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成效。

　　然而，三年试验只是一个逗号，改革的路上，上海自贸区不会停步。如何对照最高标准、查找短板弱项，继续“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力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上海已在思考和谋划。

　　从跟跑者走向领跑者，还需补些什么

　　三年“应考”，上海自贸区交出了一份不俗的答卷。

　　目前，上海自贸区确立了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形成了与国际通行规则一致的市场准入方式；确立了符合国际高标准贸易便利化规则的贸易监管制度，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口岸监管服务模式；确立了适应更加开放环境和有效防范风险的金融创新制度，形成了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确立了以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为重点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形成了透明高效的准入后全过程监管体系。同时，上海自贸试验区联动创新一级政府管理体制，实现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政府职能转变新突破。

　　但是，如果对标最高开放度、最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园区，上海自贸试验区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比如，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不大、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不强，支持国家“走出去”战略的能力不足、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不强等。

　　市政协委员、上海海事大学副校长严伟说，上海自贸区需要进一步对接国际贸易新规则，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转变，成为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借鉴WTO新一轮贸易便利化规则及其他高水准贸易规则，上海自贸区应制定一套符合未来国际贸易发展的标准体系，在跨境电商、文化艺术品贸易、网上金融安全等方面总结经验，提出国际贸易新规则，填补我国在相关领域的空白。

　　衡量一个大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贡献度，其中很重要的标准，就是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竞合能力。而作为一个国家自由贸易园区的大宗商品交易及其平台建设，恰恰最能反映出该国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综合能力的强与弱。“上海现有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数十家，但总体上呈现出数量多、规模小、重复率高等特征，即使是上海自贸区的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也只具备内向型功能，还未真正完成向外向型、开放型的角色转换，国际化程度不高。”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市流通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汪亮建议，应尽快在上海自贸区内重点建设综合性大宗商品国际化交易平台，平台实行政府主导、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营的管理机制，实现国际交易商云集、期现交易联动、商品门类齐全、离岸转口贸易便捷、面向全球交易服务等功能，为国家战略服务，为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填补功能空白。

　　转变政府职能，还要更进一步

　　将可复制可推广作为基本要求，不搞“政策洼地”，不栽“盆景”，用培育“苗圃”的标准推进制度创新，这是上海自贸区始终坚持的理念。三年多来，上海自贸试验区已有100多项改革创新成果分领域、分层次在全国复制推广，发挥了服务全国“试验田”的作用。

　　未来，上海自贸区还要坚持“苗圃”精神，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努力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孵化器”。尤其是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自贸试验区和浦东应该走在前列。

　　市人大代表、市政府参事吴大器建议，上海自贸区进一步聚焦政府治理体系的制度创新，在职能再造上强化集成，努力在政府改革上加大创新力度，实现全面突破。“在建立与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一级地方政府治理体系上，浦东应脚踏实地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着力构建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在审批事项简政放权上，在构建市场主体自律创新监管上，在建设社会监督、政府监管互为支撑的监管格局上，在优化政府服务方面，为全面实现一级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夯实基础。”

　　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上海自贸试验区要健全事中事后监管体系，扩大社会参与，完善监管机制，强化综合监管平台功能。市人大代表郭康玺认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经济治理，是国际惯例，如果上海自贸区能在事中事后监管，政府职能转变方面做出更多的探索，将对全国“放管服”改革，建立和完善与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政府经济治理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上海自贸区可将更多的前置审批改成专业机构的背景调查，特别是国际企业的背景调查可以委托具有全球会计网络的专业审计公司进行调查。自贸区还应该加强与国际信用机构的合作，建立自贸区经济‘防火墙’。通过与国际信用机构的业务合作，对自贸区的国际企业开展信用等级评价，营造公正公平的市场经济氛围，遵循国际准则，同时维护国内经济安全。”

　　市人大代表、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主任於世成认为，自贸区的后续建设应继续为国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路，充分发挥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示范引领作用。“比如，国际船舶第二船籍登记制度呼吁了很多年，但始终没有落地。上海自贸试验区能否率先突破，为国家层面的改革积累经验。又比如，上海自贸区应该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战略，依托上海先行先试的优势，进一步发挥海铁联运、空铁联运的作用，率先提出便利通关、便捷运输的国际规则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互认准则。这都是‘升级版’自贸区应该主动作为的。”

　　改革成为“共振器”，任重道远

　　改革进入深水区，“单兵突进”式的改革渐显乏力。系统化、集成化将是未来自贸试验的主要路径。

　　“自贸区改革要形成‘共振器’效果，要与‘四个中心’以及科创中心等工作联动。”市政协常委，交通银行副行长、纪委书记寿梅生说，上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科技型企业多为中小企业，其可以抵押和担保的资产少，但其拥有知识产权，未来发展潜力大，完善的风险投融资体系是推动和发展科技创新中心的必备条件。“当前上海科技金融发展仍处在初级阶段，对科技产业发展起到有效支持的风险投融资体系尚未形成。上海应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创新的制度优势，大力开展科技金融创新，打造风险投融资体系。”

　　从国际经验来看，商业银行自己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由该基金与银行的信贷部门开展投贷联动创新，可以用综合收益来弥补信贷损失，有助于提升协同效率。鉴于我国银行在设立投贷联动基金、联合开展投贷联动业务上尚缺乏经验，业务创新也面临一定风险，他建议在自贸区内先行试点，特别是对银行在区内设立投贷联动基金子公司予以放行，待运作成熟后再复制推广。

　　自贸改革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在张江交集，“双自联动”由此成为未来自贸改革系统集成的一大重点。市人大代表、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表示，张江从园区升级为科学城，功能也从经济开发向国家科学中心建设转变。尤其当自贸试验区扩区后，张江的功能布局应作出相应调整。“张江应整合原先分散在各政府部门的扶持政策，统一到一个办事大厅，今后企业了解政策只需通过一个出口，不用再跑弯路。”

　　浦东是上海自贸试验区和科创中心建设的主战场，许多国家级大项目和跨国企业的发展主体都在浦东。翁祖亮认为，张江要与临港加强联动，引导更多高新科技企业去临港发展，为上海引入更多丰富的市场主体，形成一体化的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承担为上海吸引高端人才、创新社会资源配置的使命。

　　市人大代表、上海国际医学园区集团总经理陆晓炜认为，应尽快复制推广自贸区经验，推动改革从点上突破走向面上联动。“如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已在自贸区内试点，能否将该试点拓展到医疗器械和精准医疗领域，同步推进张江药谷和医谷的建设，进一步促进医药产业全产业链的发展。”她建议通过引入“PPP”模式来引进社会资本，进行多元化开发，对经营性项目和非经营性社会服务项目进行打包，由多个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策划，使政企之间真正形成契约化发展，营造张江科学城良好的发展环境。